去年我国的生育率仅为1.3‰，甚至低于日本的1.34‰。但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其他几个生育率较低的国家包括新加坡（1.1‰）和韩国（0.84‰）。
在一线城市中，如上海和北京生育率世界上最低，约为0.7‰。人口迅速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这会在经济上伤害中国，因为需要用更少的年轻人来养活更多的老人。而且，我们将面临失去规模优势，该优势拥有非常高效的供应链，创新能力也会随之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鉴，2021年婚姻登记连续第七年下降至810万，较2013年的峰值下降了40%。今年，有20多个省或地区政府修改了计划生育法，包括延长妇女的产假。例如，浙江东部省为第三个孩子提供188天的产假；据官媒报道，在陕北，女工生育第三个孩子可享受总计350天的带薪休假。
其实生育率降低的核心问题是阶级焦虑和抚养孩子的高昂成本，尤其是在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中。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成功，并愿意投入尽可能多的时间和金钱。
因此，可采用将国家GDP的一定比例用于向家庭提供财政补贴，形式为现金支付、税收优惠或其他社会保障福利。如果我们用5%的GDP鼓励生育或解决住房问题和教育问题，应该可以维持千分之1.3的生育率，再往乐观想是与欧洲生育率持平（1.6‰~1.7‰）。
另一个急需的政策变化是增加幼儿日托中心。据新华社报道，目前，只有5%的中国3岁以下儿童使用日托服务，其中只有20%的服务由政府运营。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也亟需解决。中国大城市高房价和不断上涨的教育成本，也是阻碍夫妻生育更多孩子的首要因素。
今年，恒大地产和“双减”落地成为国家为提升生育率的实质行动，尤其是“双减”，但要如何避免如韩国那种聘请私人家庭教师的现象还要持续研究。高考制度改革也会降低教育焦虑，是提高生育率的主要手段。因为，每年数以百万计的高中生参与艰苦竞争，就是为了进入已经阶级化的大学。而高考优胜劣汰的选拔手段，已经在题海训练中失去辨别力。如何高效公平地辨别区分学生潜质，将成为高考改革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