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总能在隐秘战场中获得胜利？舆论战，心理战以及互联网军事的起源（1）
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期数字革命的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研究部门开展一项史无前例的研究计划，该计划是在互联网上布置所谓“羽毛之鸟”的舆论导向工具，并进行了大量实验以验证该舆论导向工具的有效性。“羽毛之鸟”是隐喻网络上的网民群体像麻雀群一样，以有节奏的方式一起突然运动。
美国人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些舆论导向工具是如何影响人们在互联网上实现共同行动的。群体和社区是否会像‘物以类聚’一样将网民集中到一起，这样网民们就可以形成组织并可以被跟踪。如果他们的行踪可以被索引和记录下来，那么是否可以通过他们的数字指纹进行标记？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美国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设立了称之为“大规模数字数据系统” (MDDS)的项目，通过向大学拨款和直接资助科技企业来展开该项目的研究。在1995年春天的圣何塞，该项目设立部门召集参与研究的计算机科学家举行了第一次非机密的简报会，该会议被命名为“羽毛之鸟”。
在大规模数字数据系统计划提供的第一批资助中，构建“羽毛之鸟”的理论系统在列，它是一个以互联网为骨干的大规模数字图书馆和索引系统，这项工作落到了两个斯坦福大学博士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的身上，他们主要研究跟踪用户的在线活动，并在网页排名技术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规模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拨款，加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等多家机构的450万美元拨款，成为了用来建立谷歌的种子基金。
最终大规模数字数据系统项目被整合到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全球窃听和数据挖掘项目中，这些活动将尝试对美国公民进行全面的信息感知。很少有人了解其实硅谷可能是五角大楼的一部分，更少人意识到这对社会领域产生了什么影响。但这个故事并不是从谷歌开始的，也不是从互联网的军事起源开始的，它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时代——二战期间，那时候就开始搜集信息反叛乱以及开始研究信息对人们心理的影响。
根据历史学家乔伊·罗德斯的讲述，一位着名的物理学家在1961年告诉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被认为是化学家的战争（高品质火药诞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被认为是物理学家的战争（机械化装备），但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不得不被视为社会科学家的战争。（舆论战）”
在二战期间，美国军方开始关注社会科学和军事情报交叉领域的研究，当时战前记者布兰肯霍恩上尉在战争部设立了心理分部，以协调战争宣传。
这些游离在战争边缘的隐秘战场，需要更多的高技术人才加入才能使之发挥效能。当时美军事战略家以战时群体心理学研究为基础，通过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招募社会科学家加入研究项目。该办公室负责汇总有关德国民众的信息，并开展宣传和心理行动以降低他们的士气。此项工作在1942年达到顶峰，美国联邦政府是这些美国心理学家的主要雇主。
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是曼哈顿计划的早期管理部门，负责包括雷达在内的重要战时技术发展。该机构由范内瓦·布什领导，他是计算机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是信息论之父香农的老师，是模拟计算机的开创者，他提出了微缩摄影技术和麦克斯储存器的概念，开创了数字计算机和搜索引擎时代。在此后的70年里，这些技术推动了很多个人计算机领域中的技术进步。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冷战的铁幕徐徐拉开，这个隐秘战场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这些科学家再次披挂上阵迎击这个巨大的对手。
美国人的隐秘战场遍布在很多国家，比如欧洲的苏联卫星国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受共产主义浪潮影响的国家。这是一种冷战特种作战，是一个模糊的军事活动范畴，包括心理战和政治战，游击战行动和反叛乱。为了加强“特种作战战术”的军事动员工作，美国于 1951 年成立了心理战总司令办公室，其任务是招募、组织、装备、训练心理战者，并为其提供理论支持。
该办公室由罗伯特·麦克卢尔将军领导，他是心理战的奠基人，也是伊朗国王巴列维的朋友。在1953年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的政变中，麦克卢尔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心理战总司令办公室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学术机构，该机构一直为美军提供军事服务，被称之为“人际关系区域档案”。该机构由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创立，默多克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吹哨人”。该机构旨在收集和标准化世界各地原始文化的数据。二战期间，其研究人员与海军情报部门密切合作，编写宣传材料，帮助美国将太平洋国家从日本控制下解放出来。到1954年，该部门已发展成为一个由 16 个学术机构组成的跨大学联盟，并由军队、中央情报局和私人慈善机构进行资助。
1954 年，心理战总司令办公室与“人际关系区域档案”机构签订合同，编写一系列伪装成学术的特种作战手册，旨在了解具有战略意义的人类智力和情感特征，特别是人类的思想、动机和行动，整章篇幅汇编外国人的态度和颠覆性人格特征，而其他章节则侧重于每个目标国家的宣传手段，宣传手段包括新闻、广播还是口口相传。这种宣传方式比互联网早了几十年。
1956 年，特种作战研究办公室在众多分支机构中脱颖而出。该办公室负责管理冷战期间美国陆军的心理战和非常规战战术，并将人际关系区域档案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特种作战研究办公室着手确定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和社会原因、社会变革规律以及可以用来改变公众认知的沟通和说服理论。
特种作战研究办公室成为五角大楼社会研究军事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特别是那些将逐步转向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思想和学说。其研究团队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学校园内，由当时杰出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组成。特种作战研究办公室的团队成员来自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他们将全身心投入到社会系统理论中，分析众多目标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同时研究管理社会行为的普遍规律，以及每个区域的沟通和说服机制。如果美军能够了解引发革命的心理因素，理论上他们就可以在革命爆发之前预测和阻止革命。
特种作战研究办公室成为快速扩张的联邦资助研究中心的一部分，该中心将学术界重新导向国家安全利益。特种作战研究办公室既是在从事科学研究，又是在为国家效力。他们倡导专家主导的民主，而不顾社会工程师和技术官僚控制普通人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这将会带来怎样的极权主义后果？
在冷战初期，致力于军事和学术交叉领域的学者和科学家们坚信，知识分子应该引导地缘政治。这被认为是将自由世界带入下个世纪最稳妥的治理形式。并解释了当今社会是如何运行在确定性科学系统规则之下，或者至少是伪装成科学的政策。从国家生物安全到气候科学的原教旨主义，那些军事化的社会研究机构在黄金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塑造了21世纪美国社会治理理论。
到1962年，已有66个联邦资助的军事研究机构投入运营。从1951年到1967年，这个数字增加了两倍，资金也从1.22亿美元飙升至16亿美元。
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众对越南战争的反对加剧，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开始担心，国家安全部门正在变成冷战期间一直在与之作战的国家集权主义、全球主义势力，美国社会开始公开批评五角大楼资助的社会科学家，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型的社会工程师。
这引发了一波对社会研究军事化的不满，这种情绪席卷美国，最终在1969年达到顶峰，当时美国大学的管理人员将特种作战研究办公室驱逐出校园，并切断了与其军事伙伴的联系。此举成为对这些灰色地带特别行动态度发生转变的标志，并导致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间，军事研究中心被驱逐出全美大学校园。此举迫使军方将目光投向别处——向私营部门寻求替代作战能力。从兰德公司到史密森尼集团，这些公私合作的军事机构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些准私人机构自 1940 年代以来以极快的速度从军队中剥离出来。
特种作战研究办公室设计的项目之一是“预测和影响社会变革增强内部战争潜力的方法”。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代号为卡米洛特计划，旨在了解社会革命的原因，并在行为科学领域内确定可以用来反叛乱的行动。据国防分析师乔伊·罗德斯称，研究目标是“为左翼革命者建立一个雷达系统”。一种“计算机化的预警系统，可以在政治运动开始之前预测并阻止它们”。
卡米洛特计划项目收集的信息将构建革命过程的预测模型，并描述社会科学家认为的“革命趋势和特征”。预计这些理论方法不仅可以帮助军事领导人预测社会变革的轨迹，还可以让他们设计有效的干预措施，从理论上讲，以有利于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的方式引导或抑制变革。
卡米洛特计划将收集来的信息汇集到一个大型“计算机数据库”中，这些信息将会随时应用于预测、社会工程和反叛乱，军事和情报等领域。
但是，当南美的学者发现卡米洛特计划受到美国军方资助并掺有帝国主义动机时，该项目受到外界质疑。随之而来的强烈反对，导致卡米洛特计划在表面上被终止，但计划的核心部分得以保留。
接下来的多个军事研究项目均采用了卡米洛特计划中的“左翼革命者预警雷达系统”，而其用于“预测、社会工程和反叛乱”的计算机化数据库，激发出一项将在未来几年蓬勃发展的新兴技术，这最终成为被我们所熟知的互联网。
未完待续......
